科技是解藥還是毒藥？

茶杯雜誌
P120-121 | book | By 許煜 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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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解藥還是毒藥？

“Stiegler 這本新書《新政治經濟批判》的法文版在金融海嘯後出版，而英文版則在今年十一月出版。文化理論家Scott Lsah在書後的推介語寫：「齊澤克，他還勝於你！」（Eat your heat out Slavoj Zizek）。”

他比貓王優勝

早前我也曾在這個書評專欄介紹過 Bernard Stiegler 其人其事：連高中也沒有讀完，十九歲脫離法國共產黨，因為打劫銀行而坐了五年的監獄，最後卻成為了哲學家，而且師從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Stiegler 這本新書《新政治經濟批判》的法文版在金融海嘯後

出版，而英文版則在今年十一月出版。文化理論家Scott Lash在書後的推介語寫：「齊澤克，他遠勝於你！」（Eat your heart out Slavoj Zizek）。齊澤克素被譽為「文化理論的貓王」（The Elvis of Cultural Theory），以其幽默及神經質的手部、臉部運動，以及出人意料的批

判見稱。在華語世界，齊澤克可以說是最為人知的歐陸左翼理論家，Scott Lash 以 Stiegler 將齊澤克比下去，令人期待這本書的「新」到底可以帶給我們多少新東西。

這本書的重點也在於首先它超越了文化理論裡以馬克思的框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即是財富和生產的之間所包含的剝削過程），而是審視資本主義本身的轉變，重新勾劃出一個新的批判系統。其次是它打開了一個思索社會和科技之間關係的空間，這個空間一直都是封閉的。譬如說一直以來左翼學者視機器作為異化（Alienation）的合謀者，工人木無表情地操縱著機器、跟從著流水線（Assembly line）的時間，他們出賣自己的時間和身體去配合機器的生產節奏。

今天，這已經不是社會生產最顯要的影像，當然我們仍然可以在富士康等工廠見到，不同的只是它們更變本加厲。在消費社會裡，我們見到的是電視、高科技產品和社交網站，在這個新的影像裡，人好像變成了機器的主人：我們可以選擇看或不看電視，可以選擇 Facebook 或者
renren, 然而這種類似是消費的活動，其實也是生產，而且是更危險的生產模式。因為它帶來了一種新的經濟危機，不只是金融而且是「慾望經濟」或「力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

其三，它打破了「技術決定論」的壟斷，它提出的是科技其實是「藥」（Pharmakon），它可以是「毒藥」也是「解藥」，而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將它運用為「解藥」。

一點五秒的技術能是甚麽？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Proletarietization , 中文常譯為「貧民化」，而中文對 Proletarian 一詞的翻譯是「無產階級」。這個中文翻譯如何而來，可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研究，Stiegler 指出將 Proletarietization 理解為貧民化是錯誤的，它並不是將人變成「勞動階級」，而是一種去技術化，譬如說以往的工匠再無法使用他的技術，而工人也因為仔細的分工而沒有學到任何技術。例如我在《亞洲週刊》的朋友謝曉陽採訪富士康之後寫道：「譬如說，在其他工廠，三個工序可能是一個人做，需時三秒鐘；但在富士康，透過細緻分析，就分開三個工序，由三個人來做，需時一點五秒。這除了省時之外，當一個人不斷重複只做一個工序，他╱她犯錯的機會也相對減少」。換句話說，工人所謂的技術就只有維持一點五秒—一點五秒的技術能是甚麽？

但這種去技術化的趨勢並不只出現在工廠的勞工，而是整個社會的趨勢。我們要留意：學習技術是一種投資，它不是投資在金錢上，而是身體和靈魂。如羅蘭巴特所說的：如果你要欣賞舒曼，那你最好要學會彈奏。這種投資，如 Stiegler 所言，是將 Savoir-faire 和 Savoir-vivre 聯繫在一起：Savoir-faire 即是Know how to do 的知識，而 Savoir-vivre 則是 Know how to live 的知識。通過學習彈奏舒曼，你才能更深刻地享受音樂所帶來的生活；而去技術化，不單是將Savoir-faire 除去，同時也摧毀了 Savoir-vivre.

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全面的去技術化，也即是由機器承擔了大部分的勞力、智力，而人變成一個按鍵盤的動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批評哲學家從來都是一種完全去技術化的「勞動者」。）特別是全面金融化的今天，所謂投資已徹底變質了，它脫離了和身體及

靈魂的關係，變成了一種投機（Speculation）；當然，金融從業員會爭辯投機也是一種技術（Savoir-faire），起碼你要會看表、看走勢、看新聞、聽流言等等。我們或者可以同意這是一種技術，但它帶來的只是一種賭博的心理，它只是將生命（Savoir-vivre）變成一種賺錢的技巧
，也即是將無限的、不可計量的生命（這個無限並不是指壽命，而是無法量設的生命力）變成有限的、可計量的經濟活動。

這同時顯示另一個問題，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當前的人和機器的關係？如前所述，這個對政治經濟的批判，帶出來的是科技同時作為「解藥」和「毒藥」。在今天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危機（投資以及消費）裡，我們可以怎樣轉化其「毒」的一面為「良」的一面呢？另一方面，科技在二戰之後，如電視，甚至今天的萬維網都變成了市場廣告的技術。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之父Edward Barnays 其實是佛洛依德的姪兒

，Barnays 不但在二戰時幫助他的舅父，而且將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應用到廣告。也即是說廣告從上世紀起已變成了操縱心理能量的工具。在以投資（去技術化）以及消費（操縱心理能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如何去重新奪回我們的 Savoir-vivre? 這也正是這本書餘下
的內容，也是它超越了傳統的左翼評論的地方。

text許煜，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現為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出版作品有《互聯網罪與罰》（與劉細良合著）。